映象新闻

法治思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法律可以抑恶扬善。

此时，司法系统通过司法工作来协调两者将变得几乎不可能。此时，课题组在对相关答案进行统计时，结合了受访者对第5题的回答情况分别只统计相应的答案。

其中，有些受访者甚至会直接询问、确认我们的身份(此时，我们都会肯定、直接地回答我们是来自高校的理论研究人员)，但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还是对我们的身份表示怀疑。(17)按照达玛斯卡(Mirjan R.)对世界各国经验的考察，司法本就有两种典型形式：回应性的纠纷解决型司法和主导性的政策执行型司法。详可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从这个角度或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司法公信力这一术语描述的可能不仅仅是司法单方面的属性，而是司法与公众之间的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⑧。作为近些年才被引入法学研究以及法律实践的一个术语，司法公信力被频繁地使用：在法律实务界，按照有关媒体的报道，司法公信力被评为201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并且高居榜首。

第三，在给予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较高评价的受访者中，给出的主要原因中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法律或司法体制赋予了它权威(66.7％)、司法机关的判决书具有强制执行力(41.1％)、党和政府赋予了它权威(27.8％)，司法机关判决书说理充分仅排在第4位，并且所占比例仅仅为17.2％。四、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及其解释、推论 通过这次调研，结合本次调研的主旨，课题组认为有这样几点发现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 第一，司法的公信力问题已经走上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地方应当尽快健全完善法规立项的民主程序，在立法的源头上就把好民主这一关，从而保证科学立法目标的顺利实现。

比如，在大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立法，所以得不到有效实施，关键原因是不被广大居民认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是是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一员，他可以在立法活动中发表意见，组织协调，但是，他的意见也必须为立法机关其他组成人员所接受，才能成为法律法规的内容，在集体行使职权的方式中，常委会领导人也只有一票的权利。现实中，立法的确不能与科学结论等同起来，人们的利益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特殊情形，有可能蕴含着非科学的成份和因素，而这些成份和因素时常影响支配着立法。在前述兰州立法学会议上，杨景宇从党的群众路线角度谈了他对民主立法的认识。

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有不少经验，但各地方的立法做法不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地方在禁放方面立法的失败。

张春生则认为，不宜将科学立法解读为法的内容的科学化，否则就等于将法律法规与科学结论划上了等号。我国长期处于改革阶段的实际，就决定了很多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立法预见的困难，以及实现科学立法的困难。再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确定为2000、2500或者3000元，显然超过了大多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即使现在立法确定为3500元，实际也超过了不少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加强立法中的专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激活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出议案权。当然，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为了使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需要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为什么呢？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的传统，居民对立法不买账。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期：立法的重心由改革转向维护稳定。

所以，判断立法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就是，在立法成本与效益的比值上，效益是否大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大于立法的成本。此外，法工委还对立法用语制定了规范，用来指导地方立法工作。

但是，长期以来，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基本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却极少制定法规，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极不相符。立法者要对社会关系做出规范，就涉及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

另一方面，燃放烟花爆竹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行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具备在同一时间段全面实行禁放的条件和能力。建议各地方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立法过程中的协调协商程序，发挥立法机关会议之外的民主。四是，立法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时，有没有从某一领域事业发展长远和全局的角度考虑该权利的正当性、合理性。地方立法如果成为中央立法的完整再现，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央立法权的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有这个体系内在的符合本国国情的规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对法律条文不断补充和细化，草案条文从原来的65条到72条，最后增加到101条，规定越来越具体，是立法向精细化发展的典型。

立法过程中的定量定性分析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包括列席发表意见人员）的意见进行分析。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至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注重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的紧密结合。

但是，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活动中，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完善这个程序。如果将地方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提出法规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大提高他们提案进入审议程序的比例，由这种民主立法而带来的科学立法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飞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与推进国家法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当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就是有的法律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二是，注意保持立法篇章结构上逻辑的严谨。

为实现科学立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法机关应当从不同的方面，对几十年来立法技术的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加大力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研究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立法技术规律。具体质量标准又分为立法必要性标准、合法性标准、合理性标准、可行性标准、表述规范性标准等。这是法律体系本身而言的。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内容的科学，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最有利于多数人表达意志和利益的民主程序，程序越民主，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就表达得越充分，立法的内容就越接近科学和真理。

三、科学立法中的公平正义标准 现在，我们对科学立法的讨论基本是在广泛意义上进行的。三是，在这个法律体系的内部，不同位阶、不同门类的法，应当保持协调性、系统性，以及其基本的逻辑性，避免交叉重复立法等损害法律体系和谐协调的现象。

这一方法用在宗教问题上，对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就是，一方面，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应当不相信宗教。因此，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立法都必须十分重视宗教和民族因素，不宜简单地用科学、规律和真理等认识论的范畴来干预宗教和民族问题，而应当充分尊重各种宗教传统和民族因素。

比如，有的观点主张实行宪法司法化，要求法律赋予人民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力，就意味着法院可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这就违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宪法关系，损害了这一体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则对推进民主立法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这方面，尚有不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制度的空间。由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意见未必与立法所涉利益群体的意见准确对应，所以，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利益群体意见的定量定性分析，就有助于发现立法中真正的多数意见。党的立法工作的领导并不代替和妨碍立法机关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

由此可见，检验一项立法是否科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立法内容中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规定，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精神。三十多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改革发展和稳定始终是立法中的主题词，立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始终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从立法活动的各个环节分别设定若干个质量标准，可能更有操作性。这方面，上海市的地方性法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制定是成功事例。

根据宪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程序中的立法提出议案主体相当广泛，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是提出议案的重要主体，但实际上，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立法提案权几十年来基本没有实现，这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总结。二是，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必须充分尊重和坚持反映这一规律。